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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的知识透视,乱丢垃圾的法律权利风险

作者: w88985.com  发布:2019-10-12

进入专题: 风险社会   刑法理论  

内容提要:自从乌尔里希·贝克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以来,拉什、道格拉斯等从“风险文化”角度进行探讨,令人耳目一新。本文试从文化的价值、规范与信仰的视角,透视“风险”这个多面体,以期突破学界对“风险”概念的“技术—科学”的理解,构建应对风险的新机制。

乱丢垃圾的法律责任风险

张明楷 (进入专栏)  

关键词:风险社会/风险文化/文化

乱丢垃圾会构成犯罪么?那要看在哪里,在哪个时期,丢的是什么垃圾,是生活垃圾,还是生产垃圾,还要看丢在哪个地方。的确,乱丢垃圾究竟构不构成犯罪还真需要细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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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1986年出版的德文版《风险社会》(Risikogesellschaft)一书中,提出风险社会理论并首次使用“风险社会”的概念描述当代社会。几乎与此同时,在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4号机组发生爆炸,酿成世纪性的大灾难,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贝克认为,对“风险社会的认识戏剧性地通过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来表示”。[1]接着,疯牛病的爆发与全球性蔓延,使得风险社会理论日益成为社会学、哲学等领域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从“克隆技术”的出现到SARS病毒的肆虐,从“金融危机”到“恐怖主义危机”,从有毒化工品的不断涌现到国际政治风险,从市场的不可预见性到禽流感的肆虐。人类正遭受着来自多方面、全方位的“社会风险”的重大威胁和挑战,现实的危险迫使我们已不能仅仅从“技术—科学”角度理解风险解释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难题,而必须从传统的“社会风险”问题的研究进展到“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探讨风险的社会建构和历史特征。

回溯历史,我国商代有一则法令,刑弃灰于道,即在官道上丢弃垃圾,要受到刑罚处罚,而且处罚还不轻,所谓弃灰于道者,黥也,也就是行为人要接受身体上刺字的处罚。这是一种肉刑也算是耻辱刑,倘若再犯,处罚更重。对此,有人认为做得对,例如韩非借别人的口说,因为公共场所,风起灰扬,必将污人而引起纠纷,妨害法治,所以需要严厉惩罚;但也有人认为这样做过分,对此不该动用刑罚,至少不该用这么重的刑罚,例如司马迁就批评制定并力推此项法令的商鞅轻罪重罚,手段残忍,故受恶名而死,实乃咎由自取。

  

一、风险社会

在域外,新加坡规定,乱扔垃圾,初犯最高罚款1000新元,累犯者要被处以3至12小时的劳役;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则以附属刑法的方式规定垃圾犯罪,例如美国《固体废弃物处置法》中规定了处理、处置任何有毒废弃物,将据其犯罪事实,处以每天2.5万美元的罚金或1年以下的监禁或者两者并罚。

  【摘要】“风险社会”并不一定是社会的真实状态,而是文化或治理的产物,不应将“风险社会”当作刑法必须做出反应的社会真实背景;刑法不应当盲目增加抽象危险犯,更不能设立过失危险犯;即使当今社会存在大量风险,需要以刑法规制,也是因为风险是对法益侵害的危险性,刑法规制的目的依然是为了保护法益,在“风险社会”更应当坚持结果无价值论;在刑事责任之根据问题上,既不能采取严格责任,也不能主张责任的客观化,而应当恪守责任主义。

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认为,“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因为“所有的有主体意识的生命都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危险”。[2]虽然风险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伴随物,但只是在近代之后随着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风险的结构和特征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并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雏形。

回到当下,在刑法意义上,犯罪是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行为,国家为此通过刑罚进行规制。所以,刑罚应对的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也就是说,刑法不理会琐屑之事。那么,在此语境下,乱丢垃圾似乎是小事情,按理刑法不会过问。但这不代表就可以乱丢垃圾,乱丢垃圾行为可能会触犯相关罪名。哪怕你丢的是生活垃圾,何况还有生产、工业、器械等其他垃圾呢!

  【关键词】风险社会;刑法规制;立法根据;处罚范围;违法根据;责任根据

乌尔里希·贝克在他的风险社会理论中,赋予了风险一词新的涵义:“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3]显然,贝克把“风险”看作是一个与“自然”和“传统”概念具有明显区别的概念,风险社会的“风险”不同于自然界的客观运动——地震、海啸、飓风等无法避免的自然现象——所导致的风险。吉登斯从反思现代性的角度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独到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他指出,“风险这个概念与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概念是分不开的。当某种结果是百分之百的确定时,我们不能说这个人在冒风险。”[4]风险是与面向未来的不确定性紧密相连的,风险现象是一种属于未来世界的现象。更确切地说,它是面向未来的,是开放性的敞开。吉登斯区分了两种类型的风险:“外部风险”与“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带来的风险”,“所谓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大多数环境风险,例如那些与全球变暖有关的环境问题就属于这一类。”[5]他认为,“在所有传统文化、工业社会中以及今天,人类担心的都是来自外部的风险,如糟糕的收成、洪灾、瘟疫或者饥荒等。然而,在某个时刻(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也就是最近),我们开始很少担心自然能对我们怎么样,而更多地担心我们对自然所做的。这标志着外部风险所占的主导地位转变成了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主要地位。”[6]正如贝克所说,“工业社会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造就了舒适安逸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带来了核危机、生态危机等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巨大风险。工业社会运行机制自20世纪中期以来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一项决策可能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有着根本的区别,已经呈现出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的迹象。”[7]至此,我们由工业社会开始进入风险社会。依贝克看来,在当今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时代,某些看似局部的或是突发性的事件却往往容易导致和引发整体性的社会灾难。风险社会的风险是现代性的全球性的风险。在这样的社会中,风险不是对局部社会、少数人的影响,而是对每个个体生命和生活存在着严重的威胁,每个人在全球性风险中无所遁逃。

现代社会,在工业力量的助推下,人类逐渐步入风险社会,这让一般的丢弃生活垃圾行为可能会带来或者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

  

这个世界看起来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

譬如,先民们都住在茅草房甚或是山洞里,吃穿用住简陋简单,垃圾不多,无非一些菜叶呀、污水呀,即使随便抛洒也最多脏了别人的新衣服,回去织一套赔给人家就行了。但现在就不一样了,你把垃圾倒在别人的汽车上,那就可能构成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倘若住在二十层楼的居民,丢下一个小物件,也可能造成人员伤亡,从而构成过失致人死亡乃至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罪(这要根据主观罪过和客观结果进行认定),当然也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前段时间,就有媒体报道一例高空抛物事件,说的是:有人从高空抛下一个未熄灭的烟蒂,引燃了十五层晾晒的衣物,进而引燃楼下的两辆轿车。这事情往小了说,可能就触犯毁坏公私财物罪,向大了说,还可能触犯失火罪,甚至触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近几年来,随着“风险社会”理论的兴起,我国刑法学界就“风险社会”的刑法规制问题展开了一些讨论,其主要观点可归纳如下:我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由于“风险社会”的到来,刑法应当扩大处罚范围(如增加过失危险犯等);违法性的根据不是结果无价值,而是行为无价值(反规范性);不能恪守责任主义,而应当采取严格责任。[1]笔者拟对上述观点作些分析,旨在促进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二、作为方法论的文化

再譬如,先民们即便在官道上丢弃一些菜叶子,也不会立刻就制造多大危险,但现在,如果往高速公路上丢弃垃圾,把垃圾袋堆放在铁轨上,就随时可能造成重大灾难事故,行为人也会因此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等。

  

本文要在一种文化视域中透视风险问题。但是,“文化”概念也十分复杂。伊格尔顿称“‘文化’是英语中两三个最复杂的单词之一。”[8]

此外,根据现行刑法规定,故意将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丢弃在公共场所、危害公共安全的,可能会触犯投放危险物质罪。譬如,有人把家里患有传染病或者中毒死亡的小动物丢弃在公共垃圾箱里,就存在这种危险可能性。

  一、“风险社会”之刑法立法根据问题

大多数语言学家都认为,“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a,而cultura本身则又是由colo、colere,cultus(耕种过的、加工了的)这些词组成的。[9]伊格尔顿指出:“人的本性与一片甜菜根不尽相同,可它也像农田一样需要耕耘——当我们从自然转向精神去考察‘文化’概念的时候,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10]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乃是教化。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贝尔把文化领域看作是一个“意义的领域”。按照他的说法,“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11]一些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从精神信仰、物质创造、制度安排、生活方式等多个层面来阐述文化。

关于固体废物,与美国采用附属刑法的规制方式不同,我国则通过刑法典设置具体罪名予以明确,即刑法第339条设置了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走私固体废物罪。

  

但是,若考虑到文化传播给人的情感、思想和行为等等所打上的实际烙印,以及文化类型随社会演进所发生的复杂的历史变迁,似乎还应进一步拓展一下观察问题的视野。如果把“文化”概念当作一个描述性的工具来使用,需要连带地考虑三个层面的问题。[12]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意义阐释”。文化既是一种教化,就得确立一个教化成人的价值标准。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教化培养”。价值标准既确定下来,就要进行实际的引导和教育。这是一个价值理念的传播过程或社会化与再社会化过程。第三个层面的问题是“行为取向”。某种价值理念经过长期反复的传播或社会化过程,就会融入一定范围内族群的意识和潜意识,成为他们的“行为取向”。结果,文化就从意义阐释入手,经社会化与再社会化,最后展现为一种品质、趣味、风尚、思维方式、体验方式、行为方式和生存方式。文化是价值、规范与信仰的总称。关于文化的这样一种理解并不仅仅是关键词的澄清,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考虑。

丢垃圾的危害还有就是对大自然的污染。我国刑法第338条规定了污染环境罪,对于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源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给予严惩。人类是大自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宝贵的资源。不过,却总有人毫无顾忌地释放贪婪本性,向大自然毫无节制地索取,费尽心机地破坏大自然,赚取个人利益。

  与其他法律的制定一样,刑法的制定也必须有充分的根据。“根据”是多方面的,如宪法根据、政策根据、事实根据等。笔者在此想说明的是,不能将“风险社会”作为刑法立法的社会真实背景根据。因为“风险社会”并不一定是社会的真实状态,而是文化或治理的产物。

以近些年频频发生的沿长江的污染案件为例,就可见一斑。非法采砂、非法排污、非法处置工业废物,各种严重污染类型的案件时有出现。仅在安徽境内,短短半年时间,安徽沿江五市(马鞍山、芜湖、铜陵、池州、安庆)检察机关就建议环保部门移送涉嫌污染环境犯罪案件14件32人,已批捕长江安徽段环境污染系列案17件63人,监督公安机关立案7件11人。犯罪规模之大,令人触目惊心。在刑法意义上,这些行为已然突破了刑法底线,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可主要依据我国刑法第338条有关污染环境罪的规定进行规制。

  当德国学者威廉姆斯向“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所阐述的不是多少有点老套的东西吗?自社会化的最初时期以来,‘风险’不是一直在改变着社会吗?”[2]这样的问题时,乌尔里希·贝克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能轻易使此概念的创造者陷入尴尬境地的问题”。[3]虽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花大力气、用很大篇幅弄清“风险社会”概念的独特之处特别重要,但所谓的独特之处也只是乌尔里希·贝克本人的价值判断而已。[4]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言:“必须看到,风险绝不是具体的物;它是一种‘构想’,是一种社会定义,只有当人们相信它时,它才会因此而真实并有效。”[5]

在公共场所捡拾垃圾,显示一个人的国民素养,丢弃垃圾则不再是简单的素养和道德问题,而可能成为一个刑法问题。

  不可否认,“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意义是让人们重视人为制造的风险(所谓内部的风险,或者科学技术的、社会制度的风险)。可是,在久远的时代,当船舶航行于河流或者大海时,人们同时就意识到船舶在航行中的风险,并一直采取各种措施避免风险(不能认为造船和航行没有科学技术含量)。同样,在发明了汽车的时代,人们同时意识到汽车在使用过程中潜藏的危险,[6]并且一直在采取各种措施减少交通事故。20世纪50年代,人们开始意识到核能使用过程中潜藏的危险,对如何安全地使用核能展开了争论。总之,在任何时代,从事相关活动的人们一般都会意识到该活动的风险,其中包括该活动本身造成的危险。人类就是在面临各种风险时通过权衡利弊做出适当选择而进步的。没有重视风险的,不是从事相关活动的人们,而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们。后者不能因为其以往没有意识到风险,就说前者也没有意识到风险。

别乱丢垃圾。否则,就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

  与社会的真实状态相对照,“风险社会”理论所谓人为制造的风险被显著夸大,非人为的风险(外部的风险)则被显著缩小了。例如,核泄漏或者人为爆炸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并不会多于地震、海啸等造成的人员伤亡。联合国“切尔诺贝利论坛”2005年9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直接”因核辐射死亡的人数将近50人。该报告还预计,大约4000名曾在事故现场执行灭火和清理任务的工人“可能”死于与放射有关的癌症、白血病等,另有生活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5000人因相同原因死亡。”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根据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授权发布的情况是:截至2008年9月25日12时,汶川大地震已导致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8]2004年印度尼西亚发生的海啸造成的死亡人数更多。2011年3月,给日本带来大量人员伤亡的真正原因是地震及其引起的海啸,而不是核辐射(即使人们后来担心的核辐射也是由地震引起)。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人们认为所谓的人为制造的风险增加了呢?笔者认为主要是以下原因造成的,分述如下:

(作者为淮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第一,人类社会经历了无数次洪水、风暴、地震、瘟疫等灾难,人们对来自自然界的外部危险早有认识,而现在才进一步认识到人为制造风险的危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外部危险已经消失。换言之,这只是意味着人们认识的更全面,所担心的风险更宽泛,而不是“标志着外部风险所占的主导地位已经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所取代”。[9]那种认为外部风险已经并不重要,而真正的风险来自人类自身的观点,并不符合事实。如上所述,任何一次大地震导致的人员伤亡数都要比任何人为制造的风险导致的人员伤亡数要多得多。

张训

  由于人们今天所谈论的风险如转基因食品、核电站、有机合成农药、空难等风险在以往并不存在,因此,自然而然地会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风险的增加。然而,有外国学者已经证明:“在当代社会,风险实际上并没有增多,也没有加剧,相反仅仅是被察觉、被意识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10]换言之,“从建构论的视角来解释,当代社会并不是风险增加了,而是我们对风险的察觉和认知程度大大增加了,但是事实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可能已经有所降低。人们感知的风险的增多,是由于社会文化与个体心理的相互作用、共同建构的结果”。[11]在笔者看来,不管是“被意识的风险增多”还是“人们感知的风险增多”,都不意味着在前工业社会从事相关活动的人们没有感知风险,而只是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对风险的意识和感知不多。从这种意义上讲,风险增加的说法,其实是人文社会科学滞后的表现。

张训

  第二,社会大众所感知的风险并不是源于事件的直接实际后果,而是源于心理、社会、文化、体制、媒体宣传等诸多因素。例如,社会大众之所以认为风险增加了,是“因为当今社会已有许许多多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以他们巨大的影响力向世界宣称,实实在在的危及人类生存的风险确实是增多和加剧了”,[12]但“风险实质上并没有增多”。[13]并且,媒体的渲染程度不同,社会大众产生的感知也不同。然而,“媒体对一次死伤多人的风险(如空难)的关注程度,高于积累一年才见出后果的风险(如交通事故)。日常危险源(如交通事故)的新闻价值不如突发性灾祸,不寻常的风险比普通风险更能吸引人。饥荒这样的危机会惹人关注,但导致这种危险的过程却没有什么媒体价值”。[14]媒体的导向作用也导致社会大众对人为制造的风险更加敏感。此外,由于社会大众的感知取决于多种因素,因此,不同国家的人们对风险的态度也不完全相同。例如,“核电相关的风险是美国有所知道的,但法国公民不大清楚,他们不太关心这些风险”。[15]因为核电占法国发电量的75%,法国人“看到了对核电的更大的需求,以及核电带来的更大的好处。对设计、建造、操作和管理核电厂的科学家以及行业和政府官员有更大程度的信任。更有可能相信决策的权威应该赋予专家和政府当局,而不是外行人士”。[16]又如,“在SARS恐慌时期里,美国人认为,对于他们自己以及其他人而言,恐怖主义是远比SARS大得多的威胁。而加拿大人则认为,对于他们自己以及其他人而言,SARS是远比恐怖主义大得多的威胁。但是,在进行这项研究的那段时期,加拿大没有经历过恐怖主义事件,但却发生过一些SARS病例。而与之相应,美国人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但没有出现过SARS病例。看起来,人们似乎确信发生过的事情常常是将会发生之事的最好向导,而这也并不是非理性的”。[17]这同时表明,人们对风险大小的认识并不取决于是人为的风险(恐怖袭击)还是非人为的风险(SARS)。

  第三,人们的生存离不开大自然,在没有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人们常认为大自然在本质上是友善的。特别是当工业社会使自然环境受到破坏后,人们对大自然更加抱有好感。此外,即使发生自然灾害,人们也不可能对大自然表示愤慨,于是,对自然的风险和灾难只能接受、容忍。但是,人们难以接受、容忍人为的风险和损害。人为的风险总是被媒体夸大,这样做要么可以满足人们愤慨、仇恨心理,要么可以提醒人们防范人为的风险。“研究表明,人们过高估计了杀虫剂的致癌风险,而过低估计自然的致癌风险。人们相信,自然意味着安全,以至于他们宁愿选择自然水而不是处理过的水,即使二者的化学成分相同。”[18]这是人们对大自然的亲近和对人类部分行为的愤怒造成的。

  第四,人们在感知人为的风险时忽略了概率。“由于某一显在性事件可及性或不可及性的影响,人们对概率的估计会高度不精确。但是,有时,人们对概率敢于根本不作任何评估,尤其是在涉及强烈情感之时。影响思维和行为的是最差情形本身,而不是它将会发生的可能性——即使概率应当有着相当的影响。”[19]当一个核电站发生了泄漏事故,人们就会认为所有的核电站都会发生泄漏事故。但是,今年发生了干旱或者洪灾,人们不会认为明年还会发生干旱或洪灾。

  第五,“人们更愿意容忍熟悉的风险而不是不熟悉的风险,即使它们在统计上相等。例如,与驾驶相关的风险不会引起很大关注,即使仅仅在美国,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死于交通事故。类似事故只是被看成生活的一部分。相比之下,许多人十分关注看来是较新的风险,如与转基因食品、最近发明的化学品、恐怖主义等相关的风险。”[20]由此可见,同样是人为的风险(如吸烟、太阳浴等),只要习以为常,人们就并不在意了;而对那些罕见、少见的风险,人们却耿耿于怀。这表明人为的风险只是人们还不熟悉的风险,而不意味着这种风险的大量存在。

  第六,人们觉得现代社会风险越来越多还因为其越来越脆弱。以前人们用一把芭蕉扇可以对付整个夏天,现在人们工作、生活在空调下还感觉热得难受。人类的智力在进步,但体能在蜕化;人类的科学技术在进步,但个体抵抗风险的能力却在下降。于是,人们总是处在焦虑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讲,与其说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还不如说现代社会是焦虑社会。

  第七,人们之所以认为科学技术带来了许多风险,是因为其忽略了科学技术对降低风险所起的作用。“有很多理由使我们更关注那些风险增加的情况,而不关注那些风险降低的情况。在当今世界的工业化地区,饥馑不再是严重的威胁;由于医疗技术的改善,过去的许多不治之症也不再可怕。航海和采矿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危险,尽管在降低风险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有些风险增加了,而有些风险降低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来计算风险总量呢?就健康风险而言,有一种合理的计算方法,即预期寿命。用这种方法来计算,那么在全球富裕地区,风险总量降低了。”[21]致命性病毒大规模流行并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若SARS发生在几十年前,则死亡人数必然是天文数字,但医学技术的发达使得死亡的人数大为减少。

  总之,“风险社会”并不一定是社会的真实状态。正因为如此,“大多数有判断力的作者认为,风险是文化或治理的产物。第一,风险是理解和处理事物的方式,本身并非真实的事物。例如,虽然怀孕仍旧是与以往相同的经验式的状态,但是在许多医疗实践中,怀孕已经从类似疾病的状态,转变成一种风险负担的状态……第二,风险不是事物的真实状态,而是思考事物和处理事物的一种价值判断方式。表明某事物为一种风险,意味着该事物被断定为是应当被减轻或避免的有害状态”。[22]

  既然如此,将“风险社会”当作一种真实状态,要求刑法对这种所谓的真实状态做出反应就存在疑问。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某种侵害法益的事实,常常是刑法规定某种犯罪的根据。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相当普遍时,刑法增加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合适的。但是,“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是内在于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的、社会制度的风险,仅此还难以评价为违法”。[23]人们可以说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但不能说现代社会是一个违法社会。因此,不能将“风险社会”本身当作刑法必须做出反应的社会真实背景。

  

  二、“风险社会”之刑法处罚范围问题

  

  许多学者在论述“风险社会”的刑法规制时基本上都倾向于扩大处罚范围,亦即建议将刑法的防卫线前置。例如,有人指出:“在风险社会中,安全刑法所关注的重点在于行为人所制造的风险,而且通过对这种风险的刑法禁止来降低和避免这种风险的实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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