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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成功鲜明的翻译高手,那个俄罗丝杰出小说

作者: 文学资讯  发布:2019-11-04

日前,煌煌十卷本的《巴金译文集》出版,这套书收入了巴金先生一生翻译的经典译作,包括屠格涅夫的《木木》、《普宁与巴布林》、《散文诗》、高尔基的《草原故事》、《文学写照》、迦尔洵的《红花集》、赫尔岑的《家庭的戏剧》等作品,扩宽了读者对巴金的认识,也引发了人们对巴金、鲁迅、周作人、张爱玲等那个时代的、同时兼有翻译家与写作者双重身份的作家的关注。

  艺术家们所弹奏的旋律,画的画儿,无须经过翻译,不胫而走,就飞到另一个国家去。但文学却不能。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的围墙。作家们大多在墙里边走来走去,要想翻越这面墙,必需通过一道道桥。造桥者就是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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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译名”为“文名”所掩

  然而,由一种文字变为另一种文字谈何容易,此中是优是劣,就全凭翻译的本领了。碰上好的翻译,原作的形神俱在,不会受到损失;碰上差的翻译,便驴唇不对马嘴,一切全毁。一次我去某一德语国家,拿着我的一种德文版的小说送人。我的翻译翻了翻便对我说:“这本书你千万别送人了。”我问:“为什么?”他说:“译得太差了。人家看了会说,冯骥才的小说怎么这样糟!”气得我把带去的书都扔在旅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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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除少部分文学圈中的专业读者和研究者外,大多数人只知巴金是大作家,却不知他同时也是位大翻译家。

  但是,俄罗斯作家是幸运的。当他们的作品进入中国,正赶上那一代的俄文翻译人人笔精墨妙,那真是千载难逢!

读书固然重要,但有一点我们也不容忽视:那就是书籍是否尊重原著,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

据悉,巴金的文集有二十多卷,译文集就占了十卷之多,数量上绝不少于一般翻译家,何况其质量又属上乘。巴金通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和世界语。18岁那年,他就根据英译本翻译了俄罗斯作家迦尔洵的小说《信号》,从此开始了伴随他整个文学创作过程的翻译工作。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一家出版社想出版契诃夫的作品,因与翻译契诃夫作品的专家汝龙谈不拢,便绕过汝龙,邀请了一些俄文专家,试译契诃夫的《套中人》。大家全都译这篇小说,为了看谁译得好。结果没有一人能够把契诃夫的味道译出来,最终还得去找汝龙。好像唱《失空斩》,只有马连良才是孔明的味儿。

暂且不说我们所接触的外国文学图书的鱼龙混杂的译本,即使中文书籍在被收入小学抑或大学教材中,都会有很严重的删减和修改,严重损害了原著的面目。我们自从上小学时就深受此毒害,更不论说当今小学生所接触的教材:一切有关情爱的成分都被编辑们“敏感”地过滤,一整篇文章完全是一小段一小段的情节拼接而成的,支离破碎。

他的主要译作集中在俄罗斯小说、传记和回忆录。其中有克鲁泡特金《我的传记》,赫尔岑《家庭的戏剧》和《往事与回想》;屠格涅夫的《木木》、《处女地》、《父与子》、《普宁与巴布林》和散文诗;高尔基的《草原故事及其它》和文学回忆录。

  汝龙几乎译了契诃夫的全部作品。早在1952年他就出版了25卷本的契诃夫作品选集。契诃夫那种感觉——那种悲悯的、轻灵的、忧伤的、精微的感觉只存在于汝龙的字里行间。还有一种俏皮、聪明、绝妙的短句子,也非汝龙不可。感觉的事物只能感觉到,尤其是对于契诃夫这种凭感觉写作的作家,只有能够神会到作家特有的感觉的译者,才能去译,否则一伸手就全乱套。汝龙还译过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库普林的《石榴石手镯》,也都译得十分出色,但在人们的印象中他还是契诃夫的专家。

但是现在的我们有了选择书籍的主动权了,那你知道该怎么选择外文图书译本吗?这份整理为你奉上,从三个方面为你讲解如何选择。

一贯谦虚的巴金不止一次说自己“并不精通一种外语”,“只是懂一点皮毛”,翻译的过程对他而言就是学习的过程,他翻译的作品都是他的“老师”,“翻译首先是为了学习写作”,所以他称自己只是“试译”。

  中国的翻译界很有意思,针对俄罗斯每一位大师,都有一两位“专职”的译者。比如普希金的诗译者是查良镛和戈宝权,果戈理的译者是满涛,列夫·托尔斯泰的译者是草婴,肖洛霍夫的译者是金人等等。他们的译本所达的高席就是原作的高度,很难逾越。莱蒙托夫的诗译者是余振;莱蒙托夫只写了一本小说《当代英雄》,译者是翟松年。我看有了翟松年这个译本,就永远不需要别人再译了。


以奥斯卡·王尔德的《快乐王子》为例,巴金和林徽因都曾做过这部书的译者,但巴金译文更胜一筹早已是译界公认。细细翻看巴金的译作你便会发现:流畅,自然,传神,富于感情,是他所有译文的特点,这又与他自己的文学创作风格极其相似。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草婴曾说,巴金的译文既传神又忠于原文,他所译高尔基的短篇小说至今“无人能出其右”;而翻译家高莽则评价说,巴金的译文“语言很美”,表现出了“原着的韵味”。

  据说,近年国内有一家出版社邀集一批人重译世界名著。一人一本,分工合作,速度惊人,结果很快就生产出一大套三流的“世界文学名著”。看来他们不懂得翻译是不折不扣的再创作,而决不是一种技术性的文字转换。翻译是要有个性的,而且要求译者的个性符合原作者的个性;还要求译者对原作及其作者先要做深入的研究与理解,决不能拿起来就干。更不能像当今写电视连续剧那样,找一批写手(俗称枪手),分集包干。市场只能制造畅销书,却产生不了纯文学。

一、著名出版社

1.请尽量选择大型的权威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广西师大出版社

江苏译林、新经典、人民文学、海豚传媒

博集天卷、北京世纪文景、重庆出版社、新星、北京燕山

企鹅经典系列,世纪文景,中信出版社等等。

权威出版社下的译者质量相对高,且编辑也较为负责,大部分情况下还是有保障的。

2.但出版社不是唯一考虑的因素,一些后起的出版社会愿意出更多的稿费寻求更好的译者,所以译者本身也很重要。而且大型出版社有时也会过于注重译者名声而放弃一些年轻译者,此类年轻译者则多栖于一些年轻的出版社。


巴金不仅自己爱译,也鼓励他人拿起译笔。在《巴金书信集》中,有相当部分的信是写给包括汝龙、萧乾、文洁若、戈宝权、查良铮、高莽和巫宁坤在内的译者的。只有自己热爱并从事翻译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对其它翻译家的体贴和爱护。

  俄罗斯文学中有两位作家的长句子很难把握。一是果戈理那种定语成串的缤纷而流畅的长句子,一是列夫·托尔斯泰那种结构复杂、因果来回转换的长句子。但各有一位译者对此得心应手。前者是满涛,后者是草婴。能够对这种高难度的长句子驾轻就熟,能是一日之功吗?所以这一代翻译家都是把一个或几个俄罗斯作家作为自己终生工作对象的!

二、经典译本

1.各个出版社出版外文书的特色

江苏译林:“经典译林”系列、少年pi的奇幻漂流、麦田里的守望者

新经典:日系文学,像东野圭吾、村上春树的作品

上海译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挪威的森林》等村上的作品

人民文学:丹布朗的作品、“名著名译插图本”系列

海豚传媒:“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系列

重庆出版社:“冰与火之歌”系列

2.著名译者的代表作

李丹、方于(译作:《悲惨世界》)词气慷慨,有金石声

管震湖(译作:《巴黎圣母院》)倜傥风流

李健吾(译作:《包法利夫人》)闲雅潇洒

朱生豪(译作:《莎士比亚全集》)经典到无须解释

查良铮(即穆旦)(译作:《叶夫盖尼·奥涅金》、《荒原》)

王小波(译作:《我的师承》)私以为的中国译诗第一人 本身诗歌亦佳

陈东飙(译作:《博尔赫斯诗集》),据说有转译,但颇佳

李文俊(译作:《九故事》、大量福克纳作品)明晰

傅雷(译作:经典如云。大堆巴尔扎克、《名人传》)

尹承东(译作:大量的马尔克斯)影响对拉美句式看法的人

郭宏安(译作:加缪。另私人很喜欢他译的《红与黑》)

王科一(译作:《傲慢与偏见》等)字句老到

韩少功(敦煌社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

叶谓渠、唐月梅伉俪(川端康成系列)

草婴(译作:托尔斯泰大堆)

汝龙(译作:许多俄语作品)

于晓丹(译作:《洛丽塔》,另有若干篇纳博科夫短篇极动人,比如《菲雅尔塔的春天》)

罗念生(译作:荷马史诗)

杨宪益(译作:《奥德赛》和维吉尔系列)

3.经典作品的译者

《莎士比亚喜剧集》 朱生豪 译

《基督山伯爵》 李玉民 译

《少年维特之烦恼》 郭沫若 译

《红与黑》 罗新璋 译

《泰戈尔诗选》 冰心 郑振铎 译

《浮士德》 绿原 译

《巴黎圣母院》 陈敬容 译

《唐吉坷德》 杨绛 译

《悲惨世界》 李丹 译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曹缦西 王志棣 译


他希望萧乾在有生之年“多译多写多出书”,“不必管别人怎么说”,“把自己心灵中美好的东西贡献出来”。萧乾显然没辜负巴老的期望,晚年不仅写了大量散文作品,还与夫人文洁若合作翻译了西方文学中的一部“天书”天书《尤利西斯》。

  当然,也有某一位俄罗斯作家同时有几个译者的,比如屠洛涅夫。可能屠格涅夫进入中国较早,早在1933年屠格涅夫逝世50周年时,上海出版的《文学》期刊就出过“屠格涅夫纪念”专号。他的研究者肯定很多,译者自然也多。尤其是他那种抒情的句子太富于诱惑力了,所以他的作品很早就被不同的译者所“瓜分”。丽尼译了他的《贵族之家》和《前夜》,陆蠡译了他的《罗亭》与《烟》,马宗融译了他的《春潮》,巴金译了他的《父与子》,巴金还与妻子肖珊合译了他的《中短篇小说集》。这些译本至今仍是质量极高的精品。再比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一书,周扬、高植和草婴三位都译过,这三种译本各有所长,而且都抓住了列夫·托尔斯泰的精魂。

三、其他方法

1.普遍来说,资深翻译名家老前辈的译本质量要优于现在的译者的译本。

比如说莎士比亚作品的译本中,朱生豪先生是公认的权威;西班牙语作品(比如《堂吉诃德》)的译本中,董燕生先生为公认的权威,杨绛先生也无法超越。

当然,并不是说现在的译者译文质量都不好,而是为了保证阅读的完美,选择语言运用最有味道的译本为妙。像《月亮与六便士》,傅惟慈前辈和现代译者李继宏的版本都不错,但我会更喜欢老前辈的译本,虽然在语言的易懂程度上,不如后者,但这属于美中不足的小问题,瑕不掩瑜,老前辈的翻译功力也是需要现代译者潜心多年去追赶的。

我对比的最为认真的,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傲慢与偏见》和《动物农场》的各个译本。最终这三本书,我分别选择了巫宁坤,王科一,高孝先三位老前辈的版本。网上有人指出过三位前辈译本中的一些错误,即便如此,我也相信瑕不掩瑜的道理。在过去的年代,翻译一本书要好几年,现在可能几个月就可以翻译一本书,而且老前辈对翻译的专注应该更为用心。

但选择老前辈的译本,最大的问题便是当时的语言,与现在的用语会有差别。

比如说,《堂吉诃德》杨绛译本中人名地名的翻译不够准确;《傲慢与偏见》王科一译本中,Jane译为吉英,Catherine译为咖苔琳;《我是猫》于雷译本中多把“我”译为“咱家”,等等。

若不喜欢生涩的词句,我更建议先读现代译者的译本,第二遍时再读老前辈的译本。

2.可以看相对关注度高些的作者的书,像诺贝尔得主这类,此类作品的译文都是经过细细斟酌过的,看后总能回味无穷.

3.但是新作品呢?

读新作品还有一个巨大的缺憾,就是,往往只有一个译本,我们别无选择。这种情况下,评论这个译本好不好,唯一的可能就是读原文了。

只能去查译者户口本了。

查译者专业背景

最主要,查过往译作。

上豆瓣上看看口碑。

最好还是确认那个译者懂原文的好。如果有可能,最好再查查那个译者的自媒体,看看译者本身的中文功底如何。

如果一个译者外语再强,中国话都说不顺溜,我是不会读的,因为文学翻译毕竟不同于文件翻译,只做到信、达还是不够的,一个雅字缺少了也就什么意思都没有了。

如果是哲学、史学类的作品,最好译者也做过一定的相关研究。

如果有可能,再查查引进时间和出版时间,太接近的就不要读了。

4.此外,推荐“译言”,他们的古登堡计划翻译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书,可以一观。

巴金也勉励过女作家杨苡,“好好译一本书”,海明威的也好,别的也好,“不要急,一星期译几百、几千字都行,再长的书也有译完的时候,慢是好的,唯其慢才可细心去了解,去传达原意”。

  当然,有的译者还会从他专攻的作家那里走出去,去寻找另外一些他喜欢的、气质相近的作家,做些研究,并把他们的作品译出来。比如巴金翻译赫尔岑的《家庭的戏剧》,李林翻译库普林的《阿列霞》,草婴翻译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等等。这些并不是偶然为之,相反正是这些作家最好的译本。

巴金与汝龙之间的友谊更是早已传为佳话。汝龙原是巴金的读者,后来成为了他的朋友。正是在巴金的启发和鼓励下,汝龙成了一名杰出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和契诃夫专家。是巴金建议汝龙“要系统地介绍一位作家的作品,并建议他集中精神翻译契诃夫”。在《巴金书信集》中,致汝龙的信有37封之多。巴老称赞他“能用功,能苦干,能坚持”,并嘱其一定要保重身体,“要争取尽可能的多活”,“不要只译几本契诃夫就拼掉老命”……

  应该说不少译本都是翻译史上的经典——

其实,在中国文学翻译界,除傅雷等赫赫有名的翻译家,还有一条并行的翻译家队列存在:像巴金这样非常特别的翻译家。他们既是创作型的作家,同时又是成就斐然的翻译高手。鲁迅、周作人、冰心、张爱玲、梁实秋、杨绛、丰子恺等,都是这一类作家中的代表。这些真正的大家,中西贯通,他们对外文作品的译介与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是彼此滋养彼此成全,相得益彰的关系。通过翻译,他们自身的创作得到了不断地提升;同时,不间断地进行创作则让他们的译笔更加娴熟并具个人风格。

  除上述的译作之外还很多。比如肖珊的《别尔金小说集》(普希金),蒋路的《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荃麟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李林的《悬崖》(冈察洛夫),丰子恺的《猎人笔记》(屠洛涅夫),刘辽逸的《啥吉穆拉特》(列夫·托尔斯泰)等等,都是文字精湛,神采飞扬的上佳译品。对此任何重译都将劳而无功。打开这些译本时,我们坚信原作的气质和气息就是这样的,换了译本就成了假冒伪劣。中国这样的高水准的俄文翻译一直延续到廿世纪80年代。直到我们阅读帕斯捷尔纳克、艾伊特马托夫、巴乌斯托夫斯基、瓦西里耶夫、舒佳耶夫、拉克莎等廿世纪中后半期作家的中文本,仍然能够享受到这些译作高贵与精美的文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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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俄罗斯的作家应该感谢中国的翻译家。他们既是作品的高水准的译者,也是研究这些作家的专家。他们个个都倾尽了心中的金银绯紫,打造出一座座真金的桥,从而把这些俄罗斯文学大师引入中国,使他们赢得广泛的钦慕与景仰。

鲁迅: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

  五四时期以来,西洋文学潮水般进入中国。当时的知识界介绍这些作品并非出于纯文学的目的,而是为了将民主和自由的思想注入我们在上千年封建时代里变得僵化的民族肌体。而那一代知识分子,学养很好,学贯中西。他们在私塾中磨炼出炉火纯青的国学功力,又留洋海外,西文的能力也一样是一流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待这些国外的文学经典十分严肃。这就造就出一批翻译大家。

可能是鲁迅的文学创作光辉太耀眼,以至于让人们忘了他的翻译。近些年来,鲁迅的译作开始受到重视。着名文学评论家孙郁曾撰文提出,“鲁迅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他用了大量的精力在翻译上。”

  然而初期,中国正经历着白话文运动,翻译语言不免有些生涩之感。比如鲁迅先生翻译的果戈理的《死魂灵》,就算是一个不成功的译本。但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西文化渐渐融通,欧化的翻译语言独立出来,我国的文学翻译便进入历史性的黄金时代。特别是在介绍苏俄文学方面,由于政治杠杆的倾斜而一直得到很大的优惠。俄文翻译自然就居于领先的地位。一时我国的俄文翻译家俊杰并起,状似群星灿烂。

据统计,鲁迅共译过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200多种作品,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就注意到了俄国文学。他说:“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能看见被压迫者的灵魂,心酸和挣扎。”鲁迅译了很多俄国、北欧、波兰等反映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疾苦的作品,《死魂灵》、《毁灭》、《浊流》都是代表作。1909年,在鲁迅和周作人合作译印的《域外小说集》中,又译了俄国作家安特来夫和迦尔洵的作品。此外,鲁迅还译了一些日文版科幻小说,如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作品。可以说,文学翻译成为了鲁迅激发其创作的一枚火种。

  依我看,翻译不从属于原作,相反倒是原作生命的再创者。所以,优秀的译本应该与杰出原作放在同一个位置上。我们应当给这些优秀的翻译很高的文学地位,还要重视与研究这个廿世纪外国文学翻译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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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至今还没有一部《中国翻译史》,这倒是翻译界该做的事了。我说的决不仅仅是俄文翻译。别忘了,还有为法、德、美、英等国文学进入中国而“造桥”的一批翻译大家呢!

周作人:一位称得上是大翻译家的散文家

“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好。渐渐发白的山顶,有点亮了起来,紫色的云彩微细的横在那里,这是很有意思的。秋天是傍晚最好。夕阳辉煌地照着,到了很接近了山边的时候,乌鸦都要归巢去了,三四只一切,两三只一切急匆匆地飞去,这也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更有大雁排成行列飞去,随后越看去变得越小了,也真是有趣。到了日没以后,风的声响以及虫类的鸣声,不消说也都是特别有意思的。”

日本平安时期的随笔集经典《枕草子》中“四时的情趣”中文版经典段落,一直备受散文爱好者的钟爱。他的译者正是大散文家周作人。熟悉文学的人都知晓周作人的散文造诣,但他同时又是位称得上是大翻译家的散文家。周作人精通古希腊文、日文、英文等多种外文,追求直译的风格,加上自己长年写散文,译作能自如地传达原着的韵味,同时创造出质朴典雅的风格。

2012年,由学者止庵整理主编的《周作人译文全集》出版,全书11卷,全面恢复了周作人的手稿,一代翻译大家的原貌得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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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最早译出了“日本《红楼梦》”的人

丰子恺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富有独创风格的漫画家,主要以漫画作品立名。同时他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着名的散文家。但较少人知道的是,丰子恺的对日本文学的翻译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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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的翻译涉及日、英、俄等多个语种,但他较有名的是最早将有“日本《红楼梦》”之称的《源氏物语》翻译介绍到中国。日本平安时期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约成书于11世纪初,全书54回,前44回写皇子光源氏与诸多女子间的感情纠葛,末10回则写光源氏之子的故事。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者和研究家们,自20世纪20年代起多次提到《源氏物语》,但由于该作品卷帙浩繁、文字艰深,翻译难度很大,一直无人问津。直到上世纪50年代,《源氏物语》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翻译出版计划,对日本古典文学有很高修养的丰子恺,被委以重任担纲翻译。

丰子恺的译本参照了藤原定家的《源氏物语注释》等6个注释本和一些现代日文译本。丰子恺早年留学日本时,曾熟读《源》一书,据称甚至可背诵《桐壶》一回,其对日本古文、中国古诗文、书画、音乐、佛教等颇有研究,无疑为翻译《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张爱玲:她是《老人与海》的第一个中译者

“张迷们”都知道,张爱玲的外文水平达到了能直接阅读英文版理科书籍的地步。但很少人知道,海明威最着名的作品《老人与海》,是由这位女作家第一个翻译介绍到中国的。

在该书序言中,张爱玲写道,“书中有许多句子貌似平淡,却是充满了生命的辛酸,我不知道青年的朋友们是否能够体会到。”有研究者认为,张爱玲的翻译与海明威的电报代码式的语言,有着一种深层的默契与暗合。对此,目前《老人与海》在内地群众基础最深的版本译者、翻译家吴劳曾表示过不同的看法。吴劳在比较了《老人与海》所有的译本之后认为,张爱玲只能说是第一个翻译此书的人,但她的译本绝对排不到“第一”,书中所译硬伤和所谓小节上的偏差是不容回避的。

近年来,随着对张爱玲研究的不断加深,其译着《老人与海》首次出版了中文简体版。尽管,今天的人们对“张译”的文学价值褒贬不一,但作为《老人与海》的译者,海明威简洁而准确的语言风格明显影响了张爱玲后来的写作。

查良铮:“以诗译诗”与普希金相遇

“在西伯利亚的矿坑深处,请坚持你们高傲的容忍:这辛酸的劳苦并非徒然,你们崇高的理想不会落空。”这是诗人穆旦所译普希金诗《寄西伯利亚》的前两段。穆旦不仅有着传奇的人生,在今天他已被普遍视为中国最为杰出的现代诗人之一,尤其是被视为一个充分体现了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及其成就的诗人。同时,作为一名诗歌翻译家的穆旦,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中国诗歌翻译史成就最大的一人。”他从俄语原文译出了普希金的主要作品。包括九篇叙事诗,抒情诗502首及普希金代表作诗体长篇小说《欧根·奥涅金》。业内有种看法,译诗最好是由诗人来译。比如,《丽达与天鹅》的译者裘小龙就谈到过这种观点。他说,译诗比较特别,它要求在目标语言中读起来也必须是首诗,要做到这一点不仅仅是在译文中机械地押几个韵就可以充数了。诗不在于说了什么,更在于怎样说——怎样把一种语言的感性、节奏甚至音乐感都尽可能地加以发掘、体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翻译诗歌的人要会写诗,而穆旦恰恰是最合适的人选。

杨绛:为译好《堂吉诃德》决定学西班牙语

许多了解杨绛的人说,与小说和散文相比,其实她一生最大的成就在于翻译。而她最重要的翻译作品就是《堂吉诃德》。杨绛本就精通英语和法语,又在48岁时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杨绛曾在一篇访谈中透露,钱锺书最好的是英文,第二是法文,第三是德文,然后是意大利文,“而西班牙则是跟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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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爱塞万提斯的杨绛,前后共找了五个版本的英法文译本细细对比,觉得这五种译本各有所长和欠缺,均不足以代表原作精神。要想忠实原作,须从原文翻译。于是,她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为译好《堂吉诃德》重头学习。1959年,杨绛以近五旬的年纪开始了西班牙语的学习,每日坚持从不间断。至1962年,她已能读懂比较艰深的文章了。

趴在床头的书桌上工作的日子,杨绛把一本本的字典摊满在床。1976年秋冬十分,她终于译完全书。次年搬入新居后,她又将全书通校一遍,于5月初将译稿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3月,杨绛译《堂吉诃德》问世。1978年6月,在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访问中国时,邓小平将杨绛译《堂吉诃德》作为国礼赠与西班牙贵宾。

记者手记

玩票也好,学习也好,名家名译确实给国内文学出版界带来了思考。记者在与法语文学翻译家周克希的交谈中得知,老牌文学杂志《外国文艺》曾专设过一个名为“作家译坛”的栏目,上世纪80年代末,王安忆、王蒙等着名的中生代作家都当过一把翻译的票友,在专栏中发表过翻译作品。王安忆曾表示,“我们这一代是译文的一代”。她认为,包括她在内的这一代作家是通过接触外国一流作家的作品成长起来的,而接触的其中一条途径便是翻译。

事实上,一些闻名于世的作家都有过从事文学翻译的经历。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通过翻译别国着名作家的作品来学习写作,比如日本当红小说家村上春树。日本作家中,译过外国文学作品的不在少数。然而,像村上春树这样译作如此之多的,还是比较少见的。

村上春树的文学翻译始终伴随着他的整个写作历程。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到目前为止,他已出版有雷蒙德.卡佛、费茨·杰拉德杰、楚门·卡波特、杰洛姆·戴维、J·D·塞林格、卡森·麦卡勒斯等着名作家的译着70多部。

他曾自称为雷蒙德·钱德勒的迷弟,把《漫长的告别》读了足足十二遍,每每写作陷入困顿便打开此书。崇拜一个人,就要向全世界“安利”他,村上就是这么干的。2006年,他亲自把该书译成日文,并四处推荐钱德勒,在日本掀起读钱德勒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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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遇到困顿,村上春树就翻开《漫长的告别》

可以说,村上对翻译的热爱,完全不亚于写作。他曾说:“写作与翻译交替着做,就像吃了巧克力再吃仙贝,咸甜结合才不会腻。”

据他本人透露,在不太想写小说的日子里,搞翻译就成了村上春树的日常。译着译着,有时又渐渐会产生回过头来再写小说的欲望。这种保持了30多年的习惯,已成了村上愉快的创作节奏。

“托翻译之福,对我来说,几乎没为写小说而呻吟的记忆”,他说。正是通过翻译,才让村上有所领悟:优秀的作家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广阔的世界不断的诞生。对创作者而言,最恐怖的事就是在固步自封中慢慢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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